[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新时代背景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必要的、可行的，并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关键就是要从目标、内容、方法等层面进行认真总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文化传承中获得理论支撑和方法借鉴。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基于现代转化的视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价值评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革命传统教育、时代精神教育相结合；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正确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有地位与价值，自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紧密对接。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学科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型支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的重大课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设置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基础理论、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等领域取得了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对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起到了重要的拓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的发展空间指明方向、创造条件。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要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特别是新时代背景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可行性与重要意义；要理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何种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而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角下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结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境遇与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新形势，给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有的地位，提出增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建议，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科学化水平。
一、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的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畴，自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紧密对接，是推动学科不断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阐明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的意义，实际上就是要回答好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回答好研究这个课题的迫切的现实要求。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诚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继承、弘扬与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推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断加强，不仅助力于个人品德与行为习惯的培养，同时在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增强“四个自信”等方面，都产生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进入新时代，如何在治国理政视角下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宏博伟力，如何整体地、深入地理解和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生动地、与时俱进地宣传和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日渐成为全党、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早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就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其中就强调要把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作为重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问题。进入新时代，为了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贯彻落实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要求，2014年教育部专门印发了聚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文件，即《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贯彻落实《纲要》精神，就必须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思想道德建设。当前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正如《纲要》所强调的，已经“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地位与价值已然提升到了更高的层面，亟需社会各个 方面对其传播与教育进行创新发展，而其所关涉的思想影响与价值塑造，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自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紧密对接，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内在属性，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创新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隔绝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这既是由文化传统本身的生命力结构所决定，也在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实践发展中所不断验 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人育人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既是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社会现实的需求。习近平指出，“新葡32450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同时，也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要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可忽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用。
另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梳理总结，深化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也是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史的内在要求。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是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这样一个讨论空间，对“资源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强调使人们往往忽略了对资源的整体性、历史性、发展性的解读与思考，将本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份内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推到了哲学、政治学的研究领地，造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较大空缺。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不断科学化、学科体系日渐成熟以及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原则、方法、理论等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特别是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平台与条件也不断宽阔。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关涉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伦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领域，但是学科分界问题并未得到完善的解决，甚至有一些研究是直接碎片式地肢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得传统思想的本来面目与内在精神无法真实地呈现。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地位与价值进行研究，可以清晰地厘定学科边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辨识度、整体地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并紧密结合当前现实赋予其新的内涵，既有助于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实践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正能量，又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治国理政、社会稳定、人伦和谐、修身养性等多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些思想资源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设定、内容整合、原则确立、方法探索也具有重要启示。《纲要》强调，“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紧密结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一步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教学效果”。由此，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关键性问题就是要从目标、内容、方法等层面进行认真总结，突出学科立场，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性研究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野的开拓，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研究来探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文化传承中获得理论支撑和方法借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存在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正所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其落脚点就是要着力完善青少年学生的道德品质，培育理想人格，提升政治素养，培养具有中国气质、体现中国精神的时代新人。这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育人目标、指向、理念等方面的要求具有一致性。
立德树人的宏观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大学》中规定了“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它既是《大学》的纲领旨趣，也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与“理想人格”之所在。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观的教育，即要培养什么样的人。道家、法家等其他学派在理想人格的设置上，大致也是这样一种逻辑思路，即要培养在道德规范、思想品格与价值取向上具有至圣倾向的人。这样的培养目标，在现实性上就是培养能够遵循并服从于统治与治理需要的人才，与当前我们探讨的“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具有一致性。
个体社会化的中观指向。如上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人格，非常注重将个体思想道德的养成与个体的社会价值紧密相连。“格物致知、修齐治平”，从理论层面讲明了个人的发展与进步是实现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前提，这就把个人与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紧紧抓住了德育活动所面临和处理的主要矛盾，强调修身养性与建功立业的一致性。这一指向，在中华传统的家庭德育中有非常明显的痕迹。在传统文化概念中，家庭从其产生开始就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家庭德育是社会主流思想价值观念在家庭层面的具体化，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内化到个人层面的中介。在中国古代，家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的行为举止既要符合家庭中的家法族规，也要符合国家层面的道德规范，这也为我们今天理解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形成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合力，需要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提供了借鉴。
人伦日用的微观理念。“人伦日用”是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的特定表征，是儒家伦理日常生活化的重要表现。朱熹最早在《论语集注》中说到“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并指出“日用之间，只在这许多道理里面转，吃饭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在上面，脱衣服也在上面，更无些子空阙处”。意思是说，老百姓日常生活举手投足间都可以渗透到儒家伦理，应该充分利用老百姓个体生存、家庭生活、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实现日用而不知的德育影响。这一理念实际上也传达了传统德育的贯彻除了直接的道德宣传之外，更渗透到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设立的内隐性、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教育机制的长效性以及教育过程的生活化方面具有重要启示，符合现阶段让思想政治教育回归到生活的初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习近平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六个方面可以说是传统美德、政治理念、社会理想、民族精神方面的根本要素，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社会是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相统一的实践模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对于个体来说既是道德层面的要求，也是政治价值观的基础；对于社会群体、政治团体来说，则是明确的政治理念与施政表达。
讲仁爱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精神根源，是仁政、和合、大同的政治理想和民族精神的价值基础。其包含着“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感，爱人非爱己，是中国伦理思想的核心，要亲亲、仁民、爱物，达到“天下一家”政治伦理与人际伦理的有机融合；包含着“孝为仁之本”的仁爱根源；包含着“忠恕之道”的行仁方法；也包含着“克己复礼”的修养实践和“博施济众”的奉献精神。仁爱思想的现代意义在于要以爱人之心唤醒人们的道德良知，引导人们重视道德修养，重视仁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在于以忠恕之道培养“他人意识”，引导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而不是相互排斥与恶性竞争。
重民本是中国优良政治传统，是政治活动最终追求的目标，也是实现天下大治的根本。重民本的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其基本理论主张是民为国本、本固邦宁，在实践中表现为用利民、养民、富民、教民等手段来进行政治统治。弘扬重民本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守诚信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信被列为孔子“四教”之一。在古代语境中，诚与信同义，《说文解字》提到：“诚，信也”“信，诚也”；《河南程氏遗书》也提到了“诚则信也，信则诚也”。人无信不立，缺乏诚信，社会生活就会大乱。在现代社会，诚信构成现代社会合作和社会生活的伦理基础，守诚信关键在于处理好市场与信用的关系，区分好诚信的传统与现代意义的同与异，通过具体措施切实引导教育人们树立诚信意识，逐渐把诚信变成公民的自觉行动。
崇正义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精蕴，是传统核心价值观对人生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的思考与追求。“政者，正也”，崇正义在治国理政上强调“以正治国”。同时，它还细化到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如“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等。其现代意义在于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没有正义，利益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用崇正义的中华传统价值观塑造、健全人格，才能进德修业，不断提升人生境界。当然，其对大力弘扬社会正气亦有重要指导意义，历史实践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正气、正义，才有强大凝聚力、向心力，才能抵御前进路上的各种风险。
尚和合即崇尚和谐，中国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既包括自然界的和谐，也包括与人有关的天人之和、人际之和、身心内外之和、内心之和等政治伦理和道德思想。崇尚和谐的社会治理目标和追求合作的人际道德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贵的精神资源，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和人民所崇尚的核心价值和道德品质。其不仅为保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作出重要贡献，而且也为我们今天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重要启示。只有以和合包容的态度对他人、社会、自然，才能缓解以至消除不同个体、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求大同是中国古代世界观、政治观的核心追求，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政治与道德理想。《礼记 ·礼运》首次系统地提出并论述了中国古人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求大同的现代意义在于助推塑造共同的中国梦，在于为外交理念的“双构建”提供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以大同理念，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
总体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总体上遵循了将育人教人放到个体完善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视野中来的基本思路。讲清楚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理解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具有基本功效；对于推动青少年自觉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高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具有强大助力；对于拓宽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视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与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也蕴含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与方法。“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鲜明的目的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方法运行的方向和方式。所谓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在传统文化育人特别是儒家德育过程中，施教者为了实现特定目标、传递特定思想，在施教者和受教者的互动中所采取的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包括教育者认识教育对象、把握教育环境的方法，也包括促进教育对象思想政治素质与道德素质形成的具体实施方法，诸如施教的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考核评价的方法等。《纲要》强调要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要全面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队伍水平，着力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多元支撑等等，都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教人的实践中找到依据。因此，为将实践呈现清晰，具体可以从个体感知的纵横两个维度来开掘。
在横向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关于教育者施教的方法、受教育者受教（包括自我教育）的方法以及教育评估考核的方法。在施教方面，不同的施教主体根据所处的环境、地位与事件运用不同的载体，采用不同的施教方法，但也都有相通之处。如家庭中，传统家训就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诸多家训文本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始终体现着孝亲敬长、勤劳节俭、与人为善、重视家教等优秀德育内容，在古代社会发挥了一定的伦理教化作用。可以说，传统家训既蕴含着修身观、治家观、处世观等德育内容，也包含着日常训诫、家训制定、仪式规训、家风熏陶等德育方法。《颜氏家训》中所说：“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令而行，行其所服。”同样是正确的道理，人们更愿意相信亲近的人说出来的；同样的行动，人们更愿意遵循自己信服的人而为。家长因血缘与经历形成的天然权威对子女起着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同样地，因学缘、社缘而形成的学校教育、风俗影响、官方教化等，都有非常多的教育方法。古代学校比较典型的儒家经典灌输方法、引而不发的启发教育法、因材施教法、为人师表的示范教育法等。特别是学规、科举等领域研究成果的增加，对传统文化中师者教育方法的研究也不断涌现。君王为政以德的示范法、设置各种教化官职、重视选贤与能和学校教育的政治举措，无疑也是重要的施教方法。
在自教方面，被教育的主体自身的自主成长是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方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中对于君子的要求与自我呈现，实际上也是传统文化中对修身的要求。如前所列，在家庭中，子女对照父母长辈的样子按照施教的要求来实现自我检查、自我监督、自我提升，实际上也向后人呈现了一种生动的教育方法。学校教育中，我们非常熟悉的温故知新的学思结合方法，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思齐反求诸己的积极自省法，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慎独法，知行合一的方法等，也是在教育者施教影响下的一种积极成果。如前说述，学校教育重在培养学生自主地学习与乐于向善，这在社会层面、官方教化中也是适用的。如乡规民约的设置、乡约组织的创建、传统礼仪风俗的延续等，都是民众积极参与基层自治与官方治理的典范，也是儒家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代际传递的良好示范。
在教育评估考核方面，考核和评价方法既是对德育结果的检验，也是德育过程中进行价值引导的重要途径。传统德育的评价方法既包括教育者的评价方法，也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相评价的方法，还包括德育双方自我评价的方法。当然，这种自我评价不是孤立地进行的，是个体在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中逐步产生和发展的，其离不开社会评价的价值导向。具体而言，包括对官员的考评、对学生的考评、对老师的考评，以及社会其他考评方法，这些考核是与不同主体的具体利益密切相关的。以对官员的考核评价为例，历代法规中都有关于官吏的处罚，规定了对政治方面的惩处、对不法行为的惩处、对道德品行方面的惩处、对职务工作方面的惩处、对诬告和包庇方面的惩处等。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将自己的亲身体会和从政经验写成官箴书，供为官者学习和借鉴，供后世官员自我评价与学习，也为教育施加者提供了评价的方法。如张养浩的《为政忠告》分别叙述了上至宰相、中居监察史、下为县令的从政经历，涵盖各级官员，内容何其丰富。如对学生的考核，不管是官学还是私学，言行举止的德行考核、每月每季每年的学业考试、考试结果与奖惩制度，在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中有非常多的借鉴痕迹。至于乡土社会，乡约组织对于奖善罚恶的规定与要求，更加紧密有效地完成着主流价值观的落地落实。
在纵向上，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既有贯穿于家庭、学校、社会的方法，也有贯穿蒙学、小学和大学的教育方法，已经形成了一套相伴终生的立体化教育模式。人的认知的形成发展和转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王阳明在《陆澄录》中说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意思是说，对人的教育引导特别是思想观念上引导，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反复的状态，需要观察、引导、尊重个体的变化。这就要求各类教育能够秉持渐进法则，不急于求成，同时能够因对象的反映程度对教育内容、进度与方法进行调整。贯穿于家庭、学校、社会的方法，是人一生中主 要的且可以相对清晰区分的生活生态，家庭依靠血缘，学校依靠学缘，社会是抛开血缘、学缘之外的人际聚集方式，对这三类环境生态的分析，为我们理解今天的社会合力教育论提供了示范。
同样地，贯穿于蒙学、小学、大学的教育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大中小一体化教育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蒙学注重启蒙意义，教导儿童学习日常生活的礼仪与尊卑长幼的观念，及至小学读书诵经，立志、明人伦，及至大学则要“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尽管在传统社会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经历这样的阶段，但总体的教育思路是能够实现且满足整个社会对风俗观念、价值立场等问题的教化影响。
三、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原则与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变迁的积淀，在形成过程中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 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 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面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情况，教育的手段、方法、途径以及实现目标必将面临新的调整。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基于现代转化的视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价值评估，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有地位与价值，从而更好地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世界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中一贯重视文化对于维系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作用，积累了丰富而又宝贵的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历史经验，总结和借鉴这些经验，对于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实现继承创新有着重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内含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基本矛盾，由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隔阂与冲突，转化的本质就是促进冲突的化解，推动矛盾的运动，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科学对接和辩证统一。要清楚地看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糟粕性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习近平在强调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也提醒我们：“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就需要立足现实、凸显问题，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着眼新实践、新需求，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展开，确保研究阐释服务于社会发展、服务于文化需求、服务于大众期望，防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阐释挖掘陷入脱离现实需要、脱离人民需求的抽象与空洞。在挑选和确定转化对象时基于广大人民的需要，立足国情，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直接资源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文化自信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底蕴；转化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时代新人的文化自觉。
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时代精神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求家国观念，这是家国同构形成以孝求忠的德治主义的重要因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有丰富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这也是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需要重点挖掘的部分。除此以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革新性”也是当代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革命文化传统所 依赖的底色。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革命、变革的传统也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基因，蕴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讲求“顺天因人”地实现变革，换言之，将人民的期待与意志的合力共同构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因此，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时，不可片面强调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内涵，而要将传统文化自身的时代性、革命性及其所形成的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与变革的深刻影响也要讲出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引领和凝聚人心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既要高度重视培育人们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又要注重引导人们树立世界眼光，博采众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始终从中华民族最深沉精神追求的深度看待优秀传统文化，从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力量。人类社会虽然选择的历史发展道路不尽相同，但都离不开某种文明形式的承载，学习借鉴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继承创新的经验，对我们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儒家传统之外，还有各门各派思想体系，在中国越来越开放、逐步走向世界的背景下，需要借鉴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成果，我们必须敞开胸怀，兼收并蓄，全面了解不同思想体系及内容。同时，要坚持全面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既注重学习的系统性，不断章取义，切实纠正一些历史误读，回归传统文化本原，又要历史地对待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精华与糟粕，以我为主，活学活用，防止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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